明代的民屯制度

来源:时间:2017年03月23日

作者:杨生宝

 

    井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四大田制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采用的主要田地制度。农田土地制度集中反应了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屯田制的产生与取代也与国家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屯田制的确立,渊源于西汉,至曹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成为国家政权钱粮的收入来源,同时也解决了屯田军民的生计。西汉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汉文帝以罪人、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汉武帝调发大批戍卒屯田西域,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和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此方法,既可解决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之下自力更生,又可使士卒驻边守防。但当时屯田主要集中于西、北部边陲,以军屯为主。东汉末年,战争连年不断,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粮食短缺,社会问题严重。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在今河南许昌附近进行屯田。屯田的土地都是无主和荒芜的土地;劳力、耕牛、农具是镇压黄巾起义中掳获的,有一部分劳力为招募被迫而来的。当年屯田收获谷物百万斛,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曹魏时期屯田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有限的生产资源得到了高效率的分配使用,同时,解决了军粮供应问题,大大减轻了农民运粮的沉重劳役负担,为曹操统一北方创造了雄厚的物质条件。

明朝未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十分重视屯田,明建国后,朱元璋更是把屯田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国策,先后实行了军屯、民屯、商屯、罪屯等制度。明代初在大力发展军屯的同时,又相应地发展民屯。据《明惠宗实录》记载:“曰明屯,凡荒闲可耕之地,招募军民商贾有捐资开荒者,结为永业。凡愿耕无力者,照佃发给资,待二年后起科”。民屯之民首先来自“民之无田者”或“丁多田少家”。其次是大量招募移民。再次是元朝士卒及家属和边境的少数民族。明代移民过程中,政府给予一定补贴,如“官给牛种”“给钞锭”等,并设置屯田正副使,专门管理屯田事务,而各屯则根据人数多少,置长左来督导,其编制与国家编户稍有不同:“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

在明代的历史中,军屯的地位十分重要,然而,作为辅助措施的民屯制度却被历史所淹没,由于民屯是在军屯衰亡之后才逐渐兴起,而又很快走向结束,所以人们对明代的民屯制度往往缺乏了解。其实,民屯是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关系到国家政策,关系到国家边防的一项政治制度,所以民屯是明代重要的一项社会制度。明代的民屯制度虽然没有在整个明朝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起到主要作用,但它作为一种辅助的社会制度,对明朝的经济发展、边防巩固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军屯制度逐渐消亡后,民屯的发展与明代政治制度的确立、经济社会的发展、边防军队粮食的补给、军需供应都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明代民屯制度兴起的原因

    明建国之初,粮饷匮乏,朝廷命诸将分屯边疆各地,屯田制度由此形成。明代的屯田主要有军屯、民屯、商屯,罪屯等。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更定军士《屯田则例》。“令各屯置红牌一面,写刊于上。每百户所管旗军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十名;千户所管十百户或七百户、五百户、三四百户;指挥所管五千户或三千户、二千户;总以提调屯田都指挥。所收子粒多寡不等,除下年种子外,俱照每军岁用十二石正粮为法比较,将剩余并不敷子粒数目通行计算,定为赏罚,令按察司、都司并本卫隔别委官点闸是实,然后准行。直隶卫所从巡按御史并各府委官及本卫隔别委官点闸。岁收子粒,如有稻、谷、粟、薯、秫、大麦、荞麦等项粗粮,俱依数折算细粮。如各军名下除存种子并正粮及余粮外,又有余剩数,不分多寡,听各该旗军自收。不许管屯官员人等巧立名色,因而分用”。明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朝廷下令:“顺圣地土肥饶,筑立城堡,拨军耕种,定为则例起科”。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令宣镇屯种官地,每亩原征粮不及一斗者,照旧征纳;如一斗以上者,亦以一斗为止。其地亩起科新增牧地等项田土,应征粮石酌量定为三等。除本色照旧米豆中半折色,照各城堡月粮则例上纳,该镇屯田地亩等粮,以原额为准。以后虚增粮数,尽行除豁。将来征收务足一十八万四千五百三十五亩之数”。明代于征收赋税外,还制定有役法。全国除皇室、勋臣、国戚及少数钦赐优免者外,均承担徭役。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至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期间,明朝依黄册制度把人户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大类,不同的户类承担不同的差役。民户支应一般的差役,军户支应军役,匠户支应匠役。民户承担的徭役有三种:即里甲正役、均徭和杂役。里甲正役是指以里甲为单位承担的催征、解送钱粮等徭役,每里十甲,十年之内,每甲轮流在一年中的某些日子服役。均徭又分为力役、银差两种。力役即亲身服役,银差即输银代役。杂役主要是指地方各级衙门的差役或在民间非经常性的差役。明代役法前后多变,朝廷根据实施役法过程中的具体情况,通过制定则例对有关事宜进行调整。据《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在京垣河道,每岁应合修缮,其用工数多,须于农隙之时,于近京免粮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等五府州预先定夺奏闻,行移各府起取。除役占等项照依钦定则例优免外,其余人户每四丁共辏一夫,著令各备锹杵篮担,委官部领,定限十月初赴京,计定工程分拨做造,满日放回。若有不当夫役,及做工未满逃回者,并行治罪。及各处起到仓脚夫,俱发应天府收籍为民。遇有官差,度量差拨,著令轮流,周而复始。若差使数多,做工日久,照例每名月给工钱五百文。坊常减半,以周养赡。优免则例:优免二丁:水马驿夫,递运船水夫,会同馆夫,轮班人匠,在京见役皂隶,校尉力士,见任官员,禀膳生员训导,马船夫,光禄寺厨役,防送夫,军户,铺兵。免一丁:凡年七十以上及废疾之人 ”。“弘治二年,令各场灶丁,离场三十里内者,全数煎办;三十里外者,全准折银。每年十月以里,征送运司解部。其折银则例,每一大引,浙西六钱,浙东四钱”。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议准:“长芦运司灶户,照依有司上中下户则例,编审造册。除上中户丁多力壮者,量将二三丁帮帖办盐。此外多余人力,照旧编当别项差役。下户者,止令营办盐课,一切夫役民快边饷马价军器等杂差,俱与优免。同年又下令"令长芦运司每五年一次,选委能干佐贰官一员,亲诣有场分州县,会同各堂印官,将概场人户照依均徭则例,逐一编审。丁力相应者为上户,独当总催一名,次者两户朋当一名,贫下者听其著灶”。 

    明朝长期的战争使社会财富消耗极大,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人民不堪其苦,民穷财尽,军费筹措极端困难。为争取民心,减轻人民负担,积累财富,维持长期的战争,明朝建立前后,设立的屯田多以此为目的。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在长期的战争中较能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决心以屯田减轻人民负担,使军队自食其力,这样做,既争取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又解决了戍边军队的粮食问题。对于九边地区的军粮问题更是受到了明朝中央政府的大力关注,其主要措施就是大力发展屯垦,开荒戍边,积粮增谷,稳定军心。在实施中首先强调军屯,并在实施军屯的同时,把发展民屯作为辅助手段。因此,民屯的兴起,也是当时明朝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的必然产物。

    首先,明朝是在长期动乱后建立起来的,政权建立之初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明朝统治者要想稳定政权,休养生息,推行了民屯制度是明王朝最大的动力。由于元朝的残暴统治,长期战乱和自然灾害侵袭明初的黄河、淮河流域和广大的中原地区,使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动乱中心华北地区,一片荒芜,人口稀少,“多无人之地”。明洪武元年(公元1367年),“大将军徐达等帅师发汴梁,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边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河北大地是“户口凋残,十室九空”。河南情况更是惨烈,定陶县更是“井田鞠为草莽,兽蹄鸟迹交于其中,人行终日,目无烟火”。朱元璋不得不承认“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尤其是两淮地区“民多逃亡,城野空虚”。过去繁华的扬州城在1357年朱元璋入居时,城中居民仅余十八家,民众游离失所可想而知。重要的工商业重镇芜湖,明初居民也只有八十三户。到永乐年时,由于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使刚刚略有恢复的中原经济再遭破坏。山东临清《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南北构兵,南兵自南向北,北兵从北向南,东西六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这种状况,使得明朝政府累年租税不入,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同时百姓困苦,无法生存,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各地农民起义的就达120多次。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是明朝政府明初推行民屯制度的客观原因。

    其次,战乱对各地区的破坏程度的不一样,给民屯制度推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江南的江苏、浙江、江西等地,以及山西各地,山东的临海州县遭受破坏的程度相对中原地区为轻。山西、两淮地区由于历史原因,明初是一个地狭人众、故多贫的地区,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山东青、登、莱诸府由于地处沿海,战乱波及面小,且人口稠密,而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元末战争中江南地主势力又大多割据自保,朱元璋平吴,兵祸影响也有限,所以成为一个“地狭民众,细民无田以耕”的地区,同时,由于元末战争的打击,元朝许多贵族地主非死即逃,大量奴仆获得解放,成为流民。事实上,如明嘉靖时期,兵部尚书潘演所言:“国初各边钱粮,取办民屯二种”。军屯虽然是明初军事卫所粮食供应的主要来源,但粮食供应仍离不开民运,早在明洪武时期就基本确立了民运制度,主要是向北方诸省边军供应粮饷。《明太宗实录》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二月丁亥提到:“其陕西、北平、四川、山东、山西,五布政司借给军需”。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932年)四月壬辰再一次明确内地省份供边时的大致分工,“山东东给辽阳,北给北平;河南北供山西,西入关中”。说明山东供给山西、陕西二省,而河南则供给辽东和北平。永乐元年(公元1402年)三月甲午,陕西乾州言:“本州税粮每年输往岷州卫,今发生蝗灾,田稼无。乞以麦豆代输,从之”。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五月辛亥,甘肃总兵官费球言:“肃州临边,兵多粮少,请以陕西临洮,巩昌二郡税粮每岁发旁近,丁民转运备用,从之”。同月辛酉日,陕西行都司都指挥王贵言:“宁夏、庆阳运栗五六十万以备兵储。从之”。这是一次性大批民运粮饷,看来民运已经波及到当时大部分北方地区,与军屯交相辉映,共同构成明初军饷供应的两大支柱。明洪武三年(公元1970年)末,朱元璋接受郑州知诈苏琦建议,“设法招来民众耕种以实中原”,决定移民垦田。明初轰轰烈烈的民屯就开始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采用“寓军于民”的军事思想,在全国推行军队屯田、战耕结合的制度。卫所制是朱元璋创建的明代常备军建军制度。它发端于元末,正式建立于明洪武年间,到成祖、仁宗时最为兴盛。卫所制融汇了唐府兵制的建军思想和制度特点,把按卫所编制的世袭服役军士同屯田紧密结合起来。其目的是,以世袭军士保证兵源充足;按卫所单位,根据战略部署分散戍屯,以保证及时抗御外来侵扰和镇压人民反抗;军队就地屯田自给,以减轻国家养兵的沉重负担。军户世袭、卫所编制体系和军屯构成了卫所制的主要特色。

   明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派驻云南的大将沐英上书,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咒屯,令军开耕,以备储侍”。朱元璋接受他的建议,把自元代以来购屯田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沐英身体力行地亲自推行屯田制度,把屯田的数量的增减作为考察和奖惩官吏的首要条件,把云南屯田推向高潮。

    明军平定云南后,“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据方国瑜先生《明代在云南的军屯制度与汉族移民》所作统计,当时卫所军数达到317678,据万历《云南通志·兵食志》载,当时都司所掌军屯田亩数为126.32万亩(包括职田155319.6),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42.5%。当时在红河地区较大的军屯有三处:一是临安卫,屯田43655亩;二是云南十八寨守御千户所,屯田17500亩;三是新安守御千户所,屯田2280亩。到1392年,各卫、所基本上实行了屯田。明朝在云南的屯垦,比之元代又有新的特点:一是大批从内地各省迁移汉族人口去云南;二是屯垦成为云南军政的一项基本制度;三是在军屯和民屯的基础上,增加了商屯。大批从内地各省迁移汉族人口去云南。明以前,云南是少数民族人口居多,“多夷少汉”。明以后,情况发生变化,汉族逐渐由少数变成多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明代对民屯的管理

    民屯兴起后,民屯的中央高级管理机构为司农司,地方基层组织为里社制。司农司的职能是“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地方里社制仿元朝,河北诸州土著以社分里甲,即社下设里甲。外地移民屯垦,即以所屯之地设里甲,通过社里制将屯民严密地组织起来。如明洪武三年(公元1369年),在河南复置司农司,设卿一人,少卿二人等专掌迁民分屯事。“其后六部并建,司农属户部,各省设布政参政等官,于是革去”,改领之有司和都督府,共同管理劝督迁民的屯田、征收租粮等事宜。如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令“东昌、兖州等府劝督迁民屯田”。在行政系统上,与军屯完全归掌管军籍的都督府办理,稍有区别,而与民户的组织在形式上即有相同之处,如移民就宽乡屯田是“就本布政司编成里甲,原则上是仿明代地方里甲制度组织起来的,但也有不同之处。一是“社”,一是“屯”,同时,所占地亩大小亦异,史称:“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分屯的原则,各地均不一致,在边地,明万历年间,延绥是“以屯为民”,而宁夏却是“以民为屯”。内地情况,明时吴桥县城东北六里半有“迁民屯”,大致也是“以民为屯”。屯民隶籍仍旧分开,不与一般民户混同,如明永乐年间,雄县编户按照土著之民,编为“社”,屯民编为“屯”。明嘉靖年间,全县“编户:社十有二,屯七。至于魏县即占十分之八,浚、滑、内黄、东明诸县即占十分之三”。顾炎武曾说:“余过魏县,长老云:‘魏县非土著者什八,及浚、滑、内黄、东明之间,隶屯田者什三,可概见矣。”这种把屯民户与民户分开,目的在于方便监督管理。

    明初民屯的形式主要以移民、招募、罪徙组成。明初移民就宽乡屯田的区域相当广,不仅有从南方移到北方,如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七月,“革妫川、宜兴、兴、云四州,徙其民于北平附近屯田”。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县降民二万四千四百余人于泗州屯田”。也有从北方移到中原、黄河南北的,如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等处,“置屯耕种”。还有从少数民族地区移到内地的,如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六月,徐达平沙漠,徙沙漠遗民(蒙古族人民)32860户至北平府屯种。徐达所徙的沙摸遗民,以每户五口计,就有十五、六万人。这是因战争关系而被迁徙的例外情况。平常一次迁徙的人数,如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七月迁青、登、莱、济南等府小民“赴东昌屯种”,亦达1510户,约4666口。据统计,从明洪武至明永乐年间,徙民屯田的数目,共有232600余户,如以每户五口计,就有116.3万余人。此外,明洪武年间大规模徙民就有十五次,明永乐后,才逐渐减少,宣德以降,就没有徙民的事了。明代初期召募民人屯田,与移民就宽乡屯田比较,召募民人屯田亦有迁移到别的地方去的,不过需要通过召募的程序,和徙民就宽乡直接迁移不同,规模较小,次数也不多。这是由于明初土地荒芜较多,可以随处开垦,土地兼并不严重,流民不多的原故。明永乐宣德以后,版籍已定,产业有恒扩移民屯田,恐怕搞乱封建秩序,不敢实行。当时,土地兼并逐渐严重,军屯田和民田都被侵占,流民大量出现,封建统治者企图实行“劳徕安辑”的政策,重新安排他们进行农业生产。所以明永乐宣德以后,移民屯田逐渐稀少,而召募民人屯田,特别是耕种军屯田地的,逐渐增多。这完全是由阶级矛盾所决定的。召募的对象,有“狭乡无田之民”,也有“流移未入籍之民”,即流民。明朝庭对应募的人,采取奖赏“诱导”的办法,如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尝从整等钞锭,送后军都督金事徐礼,分田给之。仍令回沁州召募居民”,然后往北平、山东、河南旷土之处耕种。当时,召募民人屯田的组织,和移民就宽乡屯田一样,设有佐贰官员主持,仿地方里甲制度进行组织。其分里甲的原则,如广东钦州是“十人为一甲,甲有头,五甲为一屯,屯有总。依然是以“屯”分里甲,与一般民户以“社”分里甲有别。当时每屯内占有土地和监督管理情况,史称:“一屯稻田十五顷,共二十顷(其中五顷为宅舍面积一一引者),该米二百五十五石。

民屯制度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民屯的盛衰对明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明初民屯的推行促进了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成为封建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据《明实录》载: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垦田总数增加为八百五十万顷,比明洪武元年(公元1367年)的垦田数增加了四倍。垦荒数尤以北方最多,特别是民屯的重点地区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移民所垦的数目最多。经过民屯,昔日荒芜的北方地区的土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国家财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据记载: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七府民屯田租为5555299石。据《大明一统志》记载,天顺年间全国税粮超过三十万石的二十五府中,北方占十二个,民屯的重点地区开封、东昌、竞州、怀庆等府也名列其中。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民屯制度的破坏,政府财政收入剧减,财政危机也跟踪而至。由于屯户逃亡,国家纳税户减少,土地不是荒芜就是被“猾户欺骗”而不纳赋税,使明政府收入大减。如明永乐年间依靠民屯平均每年收入粮食一千零三十万石。到了明万历末年,“大约损故额十之六七”。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官僚地主阶级却贪污受贿,奢侈腐化,导致朝庭财政更加收不抵支。为了榨取足够的财富,明朝庭就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如明末加派的“三饷”等,这样使屯民愈逃,政府赋税就愈少,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得明政府财政危机愈陷愈深。

明初实行民屯的最终结果产生了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由于他们个体力量小,政治上没有特权,需要新政权的保护。为了保障和扩大自己的财富和权益,他们也就不得不拥护这个新王朝的统治。因而这些小地主所有者和自耕农就成为明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明初实行民屯,也就满足了农户的土地要求,使他们成为自耕农,由于自耕小农本身属性所决定,只要没受到致命压迫,他们就不会揭竿而起,反对统治王朝。所以明初维持了几十年相对安稳局面。

到了明中后期,民屯逐渐衰亡,国家政局也日益不稳。首先是民屯破坏后,屯户逃亡,与逃亡的军士一起构成遍及全国的流民的主体。史载,许多农民从河南逃亡到荆州襄阳地区,使这里的流民从一百余万骤增到二百万以上。明代流民问题是明中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流民是不安定因素,流民揭杆起义连续爆发,使社会局面更加动荡。

民屯的盛衰对明代北边国防力量强弱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抵御逃入沙漠残元势力的不断骚扰和控制东北.维护国家统一,明代在北方驻扎了大量的军队。明初解决粮饷问题的手段主要是推行军屯制。但是,虽然军屯基本上可保证自给,可民屯也提供一部分.并且随着军屯的破坏,军粮对民屯粮食的依赖越来越强。由于就近供应原则,明政府对北方边镇所需要棉花支出,主要依靠山东、河南、北直隶等民屯重点地区。此外,民屯成丁是军士的重要来源。到了明代中后期,军屯破坏的同时,民屯也遭到破坏,封建政府财政收入剧减,军士饷粮无着,大量逃亡军队也得补到民屯人员的补充,致使兵员不足,军心涣散,战斗力减弱。面对如火如荼的关内农民战争和关外满清势力的崛起,晚明武装力量越来越力不从心,这种武备松弛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与民屯的破坏有一定的关系。

  三、明代在河西地区的屯田

明初,甘肃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情况十分严重。朱元璋诏令更定屯田法,命天卫所军队以十之七屯田。明代甘肃屯田始于洪武二年(1369),首在平凉、宁夏屯田募伍,随后扩大到临洮、岷州、洮州、西宁、甘州、庄浪、河州、肃州、山丹、永吕、凉州等卫。

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仅凉州等卫有屯兵3.35万人,屯田1.63万顷。明嘉靖时,御史巡抚杨博在河西大兴水利,凿龙首诸渠,募民垦田,新田永不征税。屯田土地每年上交朝庭屯粮50万石。明嘉靖元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22—1566),从西南地区引进仿制成功天车(水车),利用“水车”在黄河沿岸的永靖、皋兰、靖远、榆中、景泰及兰州地区灌溉农田。

 明正统年间,西北边疆不断遭受蒙古瓦刺部侵扰,军士流亡严重,劳动力减少,军屯日渐衰落,民屯在河西逐渐发展起来。为了屯田实边,明朝大量招募和迁徒民户屯田,并颁布“减免灾粮”等优惠措施。明正德九年(公元1514),督理陕西粮饷右侍郎冯清建议:“甘肃流民,岁久奠居,虽有出粮之徭,殊非良法,宜行守臣清查造册,量给官地二十五亩,照例纳粮,免去银差”,此建议得到“允行”。于是召集甘肃流民给田兴屯,既解决了流民衣食问题,又增加了国家税收。嘉靖初年,刘天和以右督御史督甘肃屯政,请“以肃州丁壮及出陕流民于近边耕牧,且推行于诸边”,又“奏当兴革者十事”,故“田利大兴”嘉靖年间,胡世宁建议广屯种以足边储,“请令各屯原额地土有抛荒及空闲着,无论土豪、官民、军余尽力开垦,永不起科”。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招募“山、陕流寓有家者,肃州关厢夷人安置者”,赴甘肃填补差额。

此外,原来的少数民族居民及明代以前就已经迁居于此的各族移民也是民屯的主要力量。他们在河西地区一些宜于耕作的地区或自耕,或加入政府组织的屯田队伍(一般是无地农民)从事着农业生产,为酒泉农业开发作出了贡献。

四、明代民屯制度破坏的原因

明代民屯,从本质而言,是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农民的制度,无论那一种形式,都具有强制性。屯民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罪徙屯田者不必论,完全是用军法从事的。就是移民就宽乡屯田和召募民人屯田也没有例外。譬如移民就宽乡屯田中的“丁多田少”的人户或“无田之家”,他们都是不愿远离家园到荒辟的地区去从事奴役性的劳动的。他们常常是被通过法令或军事形式“械系”的办法强迫上路的。至于召募流民、贫民屯田,虽然带有某种自愿的性质,但是一经召募而去,就用“里甲”组织把他们编制起来,直到年老衰惫之时,才能改入民籍,其目的就是把他们永远束缚在屯田上,在封建统治者直接监督下进行奴役性的劳动,为封建统治者提供租税和摇役。因此,他们的劳动同样带有鲜明的强迫性和奴役性,人身依附关系非常强烈。他们实际上就是封建国家的农奴。屯民在经济上所受的剥削是非常深重的。在租税方面,规定亩征三升,其实后来并不执行。景泰年间,山东的民屯,“每亩科米三升三合,合粮一石,科草二束”。根据上述正德嘉靖年间广东钦州的民屯,每屯稻田一十五顷,一共征粮二百五十石,即亩征一斗七升,是洪武末年亩征三升的六倍弱些。在北方一些郡县,由于屯田和民田存在着小亩与广亩的差别,而产生田赋不均,屯民负担就显得特别重。嘉靖年间,桂萼说:“祖宗朝,北方民少地多,迁山陕等处无田之民分屯其地。当时屯民新地,顷亩甚狭,社民田地,顷亩甚广。此北方之民,所甚怨于不均者也。北方官豪之家,欲得独享广亩之社地,不一肯为狭地屯民分粮”,30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因此,自宣德以后,由于租税苛重,屯民无法负担,各地的报告说:“民屯多负”租粮,“民屯多逋兵饷”,就是必然的现象了。在摇役方面,屯民的负担,也很繁重。摇役包括银差和力差两项,其细目,譬如力差,在雄县南城有弓兵银,御马监草脚夫银,易州山厂夫银,抬柴夫银,皂隶银,府学斋夫银等等,其繁苛的程度,可以想见。他们常常处于“今生齿众而地不加,一遇水旱,死徙多矣,虽以七屯出三社之役,犹为不给”的境地,何况“胃吏舞文,要告百端”呢?结果,在赋税和摇役的压迫剥削下,屯民不是纷纷反抗,就是逃亡,田野荒芜,是必然的现象。这是民屯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于明代屯民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和人格的尊严,他们的劳动带有强烈的强制性和浓厚的奴役性,因而他们对农业生产不感兴趣,其中以罪徙屯田更为突出。史称:罪徙虽在“有司严督之就农亩” 但他们“不留心农事,十五为群,日聚城市,游荡逐末”。32因而生产量低,或不能保证屯田生产,使封建统治者无法得到应有的剥削量,不得不把大量的罪囚用作修河、曹运等工役,并实行了用钱赎罪令,宣德以后,用罪囚屯田就少了。这是明代民屯破坏的原因之二。

自明中叶以后,明代政治腐败,官吏贪污舞弊,侵占民屯租粮,使明代民屯有名无实,逐渐变为豪右武弁的私产。史称:“各省直赋役〔全〕书内,多不载民屯银,是以豪右得以肆侵,卫弁得以咨乾没”,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是明代民屯破坏的原因之三。

总之,明代民屯,自宣德以后,逐渐开始破坏,至万历年间,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随着明代社会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明代民屯制度也就彻底崩坏了。(资料来源:《500彩票嘉峪关年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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